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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利率前期，日本国债收益率随政策利率大幅下行，短债下行速度快于长债。低利率时期，1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在0%附近震荡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缓慢向零利率收敛，直至2016年日本央行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（YCC）政策后，才向下突破0%，随后在0%附近窄幅震荡。2022年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后，投资者预期日本央行会跟随加息，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行。低利率后期，短债和长债收益率随政策利率同步回升，2024年末，1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回升至0.4%上方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重回1%以上。
政府债券是日本债券市场最主要的交易品种。2012年后，日本长债收益率跌破1%且波动减弱，政府债券成交量持续下滑，直至2022年才随长债收益率回升而企稳。低利率时期，公司债券成交量持续下降，虽然2021、2022年小幅反弹，但整体交易量仍偏低。从债券换手率来看，1999―2024年，政府债券换手率由0.7%下降至0.3%附近，公司债券换手率从0.06%下降至0.02%附近。数据表明，日本债券市场成交活跃度持续下降。
在美国债券市场，短期国债收益率与政策利率走势基本一致。低利率前期，1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，2008年末处在0.5%附近；低利率时期，其在0~0.5%区间震荡；低利率后期，其随美联储加息显著回升。美国长债收益率则与GDP增速关联度较高，与政策利率的一致性并不显著。低利率时期，10年期国债的利率中枢出现了显著下移，并在几轮QE的影响下，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。低利率后期，美联储重启加息，长债收益率却继续下行，直至2016年年中主要经济数据企稳后才开始回升。
受次贷危机影响，2008年美国MBS、ABS发行规模显著回落。2009年后，随着信用风险得到缓释，MBS发行规模有所恢复，但整体不及次贷危机前水平，ABS发行规模则延续低位波动。国债方面，为应对金融危机，美国通过扩大赤字提升财政刺激力度，2008年后美债发行规模显著提升。公司债方面，金融危机期间，投机级公司债违约率飙升，2008年公司债发行规模显著下滑，2009年后随着信用环境修复及融资成本下行，公司债发行规模回升并超越金融危机前水平。
国债是美国债券市场最主要的交易品种。海外投资者是美国国债最主要的持有人，低利率时期，海外投资者持续增持美国国债。共同基金是第二大持有人，2008年后，共同基金持有美国国债比例持续上行。美联储是第三大持有人，为应对金融危机，美联储在2008―2014年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，持有国债规模迅速攀升。金融危机后，为满足更严格的监管要求，商业银行持续提高国债配置比例。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则因同期美股上涨带来的“股债跷跷板”效应持续减持美国国债。
低利率时期，美国国债日均成交量在5000亿美元附近波动，但由于发行规模增长较快，2007―2015年，国债换手率由12.51%下滑至3.71%。公司债成交量和换手率呈稳步回升态势。受金融危机影响，2008年公司债成交量与换手率均显著下滑，2009年后随着信用环境的修复，公司债信用利差逐步回落，市场交投日趋活跃，2008―2015年，公司债日均成交量从143亿美元上升至279亿美元，换手率从0.27%上升至0.38%附近，均超金融危机前水平。
低利率前期，欧元区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后高位震荡。低利率时期，欧元区国债收益率总体震荡下行，2011年受欧债危机影响，德、法、意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，随后因欧央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而显著回落；2014年6月，欧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后，欧元区国债收益率降至0%~1%区间；2019年，负利率传导至债券市场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进入-1%~0%区间震荡；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推高欧元区通胀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开始显著回升。低利率后期，欧央行重启加息，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显著回升。
低利率时期，欧元区债券发行量持续萎缩。2013年末乌克兰危机爆发，欧洲地缘冲突加剧，欧元大幅贬值，部分银行转而发行美元债券，欧元区债券发行量进一步下滑。2014年欧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，2015年启动QE计划，2016年推出企业部门资产收购计划(CSPP)，宽松货币环境下，欧元区债券发行量企稳回升。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，政府债券发行量大幅增加，推动欧元区债券发行量进一步回升，但仍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。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政策利率持续下行，国债收益率稳步下降、发行规模不断扩大、成交量平稳增长。在低利率环境下，未来我国债券市场或呈现如下发展特征：一是国债收益率或持续低位波动，若经济表现低迷、政策持续宽松，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下探；二是债券市场将进一步扩容，但发行结构或有所分化，国债有望成为更居主导地位的核心品种；三是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将动态调整，央行对国债的配置比例有望进一步上升；四是若未来国债收益率继续下探且波动率收敛，我国债券市场流动性或将受到长期抑制。